20多年前，《醜陋的中國人》風靡中國，其實它不過是《醜陋的日本人》的翻版，正如《中國可以說不》是對《日本可以說不》的東施效顰。作爲《日本可以說不》的作者，石原慎太郎認爲，「中國歷史的悲劇就在於這塊土地只出爲爭奪個人私利而不擇手段的流氓」，他同時又承認，日本人的特徵就是私慾。人類相似之處遠遠大於差異，雖然人們無法通過他人的眼睛看自己，但卻可以找到許多鏡子。對日本來說，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鏡子。

應當承認，就古代文明而言，中國是日本的老師；但就現代文明說，日本則是中國的老師，或者說，美國纔是日本的老師。從佩裏到麥克阿瑟，日本正是在美國的影響下步入世界主流。如果說輿那潤霸的《中國化日本》強調了日本的中國文化色彩的話，那麼橘玲的《（日本人）》則強調了日本的美國化趨勢。諷刺的是，當年黑船來航的開國歷史，日本人不僅沒有怨恨佩裏將軍，還給他塑像紀念；相比之下，中國則將整個向世界開放的近代史視爲不堪回首的屈辱史，甚至至今已經加入世界一體化經濟體系，仍然從觀念上沒有走出「喪權辱國」的傳統。這與石原的說法竟然不謀而合：「迄今爲止，日本一直是美國的小老婆。日本的精神性、國家和民族的自主性都被掠奪；率直地說，日本是美國的情婦。」

關於日本國民性的研究和書籍也不少見，最爲人們熟悉的便是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和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前者將日本的封建制與歐洲的封建制做了類比，後者則從道德體繫上將日本與歐洲進行比較。相對而言，作爲土生土長的日本人，橘玲的《（日本人）：括號裏的日本人》則強調了日本的普世性，他並不認爲日本人有多麼獨特。如果說到獨特的話，那麼也是一種現代世俗文化的結果。

著名學者金克木先生曾說：「文化就是『國情』，就是『國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橘玲在本書中試圖解構所謂國民性，並指出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本身就是個僞命題，因爲人是可以通過自己認識自己。「我們在成爲日本人之前，首先是人。不論人種、國籍，人有共通的本性。」

30年前，出生在中國、國籍在美國的愛爾蘭人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將民族這一現代文化定義爲「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橘玲在《（日本人）》中完全走出了民族的侷限，「西方人與東方人明顯不同，但這個不同是由文化決定的。」如果說到獨特，日本人唯一不曾改變的是他們的世俗性價值觀，日本佛教也是一種徹底世俗化了的宗教。從萬葉時代以來，歷經江戶時代的封建制、明治時代的天皇制、戰後的民主制，日本始終是世俗的，每個人都信奉快樂的當下。

書中特意例舉了戰後日本的種種社會反應：作爲日本的「太上皇」，美軍司令麥克阿瑟收到的民衆來信超過50萬件，這些信不約而同地稱其爲「世界的主人」、「我等偉大的解放者」；有人希望前往美國留學，有人希望加入美國的軍隊、甚至充當間諜，還有甚至想與麥克阿瑟生個孩子。一個女孩寫道：「爲了讓日本重新變成和平之國和文化之國，請允許我前往美國留學。」一個日軍家屬寫道：「爲日本之將來及子孫考慮，祈願美國將日本納入其國家領屬。」

一個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知識分子寫了一份長信，其中寫道：「日本國民十分信賴貴國，我們將整個日本都託付給貴國，按照您的指示行事。我們對貴國的信賴程度與日俱增，認爲將整個日本都託付給你們，以貴國的慈悲心懷使日本得以復興，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在一份涵蓋世界各國的民意調查中，僅有15%的日本人會爲了國家積極參戰（中國是75.7%）；僅有57%的日本人爲自己的祖國而自豪（中國是78.9%）；僅有3%的日本人認爲權威應該受到尊重（中國是43.4%）。從這些對比來說，日本是一個自我意識和個體意識極其強烈的國家，甚至說，他們對國家並沒有過分的認同。按照橘玲的說法，這與日本的地理走向有關。根據戴蒙德的緯度理論，人類的文化傳播一般沿同一緯度進行，不同緯度的傳播要慢得多，因此同一地理緯度更容易產生文化認同。就國家來說，日本與中國和美國恰好處於同一緯度。從地理上來說，中國離日本很近，美國離日本很遠；但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很多方面來說，日本距離美國很近，距離中國很遠。在近代史上，日本的兩次「體制轉型」——19世紀的明治維新和20世紀的戰後改革，都是因爲美國。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完全成爲日本的反面教材。今天的日本完全是一個美國化的日本，準確的說，是一個全球化和世界化的日本。

日本人一般結婚都要改姓，或者改爲丈夫的，或者改爲妻子的，血統文化就這樣被人爲的模糊了，所以日本人並沒有強烈的家族概念。進入現代社會後，家族和家庭進一步解體，日本人完全成爲一個個獨立而自由的個體，按照作者的說法，「丈夫是一個家庭，妻子和孩子是一個家庭」；「許多家庭裏的人連用餐時間都各不相同，家人之間互不打照面」；「人們平常都是一個人生活」。作者指出，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就形成了「一人一個房間」的「超未來社會」，雖然孤獨，但卻自由，誰也不想受到來自他人的約束。作者將這種文化歸結爲「貨幣空間侵蝕政治空間」的結果。政治空間即人際關係，貨幣空間即金錢關係。當一切都可以用金錢來量化和購買時，家庭、學校等政治共同體便走向崩潰，愛情、友情也走向破滅。只要有錢，一個人同樣可以生活得很好。

今天的日本以動漫文化、電子產品和機器人聞名於世；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非洲人，對於一個後現代的新人類來說，日本已經成爲他「心的故鄉」。作爲「一個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消費文明社會」，日本既民主又多元，日本人享有充分的文化與文明；這裏有全世界最開放的信息平臺，各種媒體，如書籍、報紙、電影、電視、網絡都非常豐富。與其說每個人認同的是日本人，不如說是地球人和世界公民。作者在書中寫了一個日本老人。一對叫濱田的老年夫婦在他們80歲的時候，將日本的家產全部變賣，來到菲律賓安度晚年。他認爲「無論哪裏都一樣」。對菲律賓，濱田認爲「在我有生之年要爲這個國家做出點兒貢獻」，而「日本已成爲遙遠的異國他鄉」。

橘玲說，「全球主義其實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徹底城市化的當代日本人無疑已經集體失去了故鄉和血緣。有些日本人拋家舍業跑到中國荒漠中植樹治沙，有些日本人幫助當年的中國勞工和「慰安婦」向法院起訴日本政府，有些日本人著書論證「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屬於中國，這完全是世界主義精神的典型特徵，已經遠遠超越了民族和國家這種「想象的共同體」的侷限。這對「漢奸」焦慮嚴重的中國人來說，不僅是不可思議的，簡直是大逆不道。

如果說日本習慣於面向未來，那麼中國更沉迷於過去。30年前，中國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3，如今這一差距已經縮小到1/4。如果說日本已經進入普世的後現代社會，中國基本上還處於一個封閉的前現代社會，甚至還沒有走出古代的鄉村社會。在中國主流語境中，「普世」仍然是一種危險和可疑的禁忌，甚至被視爲「中國」的反義詞。雖然中國如今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並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公民文化和法治文明，政治空間基本依靠血統和暴力來維持，貨幣空間與政治空間的互相侵蝕，不僅沒有重建一個現代化的新秩序，反而導致嚴重的道德淪喪和秩序崩潰。